王定国:老红军的红色记忆

来源:党史纵览发布于:2016-10-24

每一个走进百岁老人王定国位于北京亚运村的家的人,都会被墙上到处挂着的老人的书法、绘画作品所吸引——“记腊子口”“红军西进歌”等书法作品展示老人独创的“王体”笔锋,绘画作品“强渡嘉陵江”“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表达了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深情礼赞。老人曾说,她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纸和笔写出来、画出来,留给后人。的确,作为如今在世年纪最长的女红军,王定国的长征情结不仅蕴结于心中,更倾注于笔端,感染着每一个走近她的人。

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命

1913年冬,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姓王的贫苦佃农家庭迎来一个女孩,取名乙香。王家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七岁的小乙香便跟随父母外出给人家干活,推磨、养蚕、洗衣服,什么活都干。

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讨生活”,仍摆脱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因为贫穷,乙香的一个妹妹活活饿死了;后来,父亲一病身亡,家里没钱安葬,3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和2升麻豌豆。

15岁时,乙香也被送给一个李姓人家做媳妇。缠着小脚的她每天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地干活,还经常遭到婆婆的打骂。每每被打后,乙香都跑回自己家。

那时,川东秘密党组织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乙香家里开会,谈论一些穷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儿。乙香和母亲就帮助打掩护。在那些秘密党员的教育和影响下,乙香很快就接受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后来也帮着到处去向农民宣传。

渐渐地,乙香不再去婆家,她帮着送信、放哨,还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后来在舅舅及其朋友们的帮助下,她终于结束了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在那些秘密党员的帮助下,获得自由的乙香联络了10多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等进步思想,向贫苦农民宣讲反对苛捐杂税,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四方面军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乙香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女战士“王定国”,这个名字伴随了她一生。

由于四川军阀杨森的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成立,王定国任营长。她率部手持梭镖大刀,和男兵一起杀顽敌,抓俘虏,冲锋陷阵,英姿飒爽。

1934年年初,王定国被派往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在苏维埃学校期间,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奔赴红江县。在这儿,她结识了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那时她很年轻,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枪”。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5年后回国,先后成为红军方面军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把张琴秋称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民工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米、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革命政权。

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西进,开始长征。

漫漫长征是她顽强生命力的源泉

长征,给王定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从70多岁开始,王定国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家里随处可见她的书画作品,大部分内容都和长征有关。其中一幅名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是王定国于1996年10月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所作。在约4米长的画面上,乌云密布,山色苍茫,红旗翻卷,江水奔腾,炮火击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江岸猛然攻击——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气概。画面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着徐向前、林月琴等2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

这幅画是王定国根据自己的记忆,再现出红军战士强渡嘉陵江的场面,而王定国的长征路也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于塔山湾主渡口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几万名红军分批乘船开始渡江。当时,王定国就在其中的一条船上。在国民党部队的层层拦截和48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王定国眼看着身边的很多战友牺牲在江中。但是,英勇的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奋勇向前,强渡成功。

强渡嘉陵江后,王定国没有想到,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着他们。绵延两万多里的长征路上,危机重重,王定国感到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走在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法找到食物。很多红军战士被活活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王定国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随时可能倒下。

虽然这些危险和苦难让王定国记了一辈子,但是,几十年过去后,王定国却更乐意向人们讲述长征中令人感到快乐的事情。对此,她有一个看法:“如果说我要告诉人家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是要付出生命代价,是要什么的,把这个事情说得很难,可能人家以后就不敢再去做这种事情了”。今天,王定国以轻松的口吻讲述着过去的经历,其中有血雨腥风,也有阳光雨露,一如她在回忆录《后乐先忧斯世事》中平静、安详但又饱含热忱情感的笔调。

曾经有电视台找到王定国要制作一期纪念长征的节目,主持人问了很多关于红军怎样艰苦、战争多么残酷的问题。王定国却答非所问,说起那时贺龙如何骑在马上从草地的水塘里钓起鱼来给大家炖汤。主持人很着急,再次提醒她讲苦难的回忆时,王定国急了。她说她和战友们之所以参加红军是因为原来的生活更苦,参加革命是一种解放,得到了平等。这个电视栏目的观众大多数是青少年,如果总和孩子们强调苦难,他们对这项前人为之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伟大事业的理解将是片面的,体会也将只集中在战争的残忍上。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王定国不想渲染和夸大所受的艰难,她更愿意让现在的青少年分享当年长征人的理想、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任服装道具股股长,主要负责演出的服装、道具、化妆等工作。王定国回忆,当时,剧社条件非常简陋,她想了很多办法应对。没有道具,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她到当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做道具;服装是有什么穿什么,譬如,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从地主家里拿来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借来老百姓的衣服;而化妆则都是王定国自己设计的,先研究一下人物,再想怎么去体现人物,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等当作口红。

在艰苦的行军中,每到一处,王定国和剧社的同志们都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在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大家克服困难。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王定国随剧社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听说周恩来正在生病,王定国等剧社各股长跟随剧社领导前去看望。虽在病中,周恩来仍和大家亲切交谈,夸奖剧社同志说:“你们剧社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

随后,王定国一行又去看望了挨着周恩来住的毛泽东,毛泽东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大家。所谓“茶膏”就是将茶树上最好的嫩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后,把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熬制而成的。在长征路上条件艰苦,毛泽东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时,毛泽东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投江了(刘湘是四川军阀,剧社当时演的剧目有一出叫做‘刘湘投江’),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死。反动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王定国等人听了,连连点头。

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穿越草地。年轻的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社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当时,长征的队伍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让王定国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候,如果你走在队伍中,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不少战士的背上都写着字,而且每个人背上的字都不一样。原来,在参加长征的战士中,不少人出身贫穷,没有机会读书。于是,在漫长的行军途中,聪明的红军战士想出了这种识字怪招。当时,王定国也不识字。于是,她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在长达一年多的行军途中,王定国竟然认了不少的字,这个收获非常出乎她的意料。

当时,毛泽东烟瘾很大,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怎么可能找到烟叶呢?王定国和同志们就找一些没有毒的树叶子,背在背上甩干,然后给毛泽东当烟叶抽。在王定国的印象里,毛泽东长征路上不骑马,和大家一样徒步走路,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毛泽东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信脚下的征途。

1936年,红四方面军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那里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到达山顶的那个晚上,王定国和战友们互相挤着睡着了,但人太多被子盖不着,王定国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脚趾冻僵了,她拿手一摸,脚趾竟然一下子断了。但王定国却丝毫没有难过与害怕,她把伤骨磨平,包扎起来,仍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

乐观和坚强让王定国在艰苦的长征中坚持了下来。1936年10月,王定国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死里逃生走出河西迎接新征程

会师以后,王定国没有想到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3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社战士们带有十几条枪,他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向敌人开了火。愚蠢又凶残的敌人,以为遇到了红九军的军部,立刻包抄过来,一会儿派飞机来侦察,又用火炮轰击。

苦战一天后,剧社已近弹尽粮绝的地步,剧社负责人大部分牺牲。敌人叫嚣着扑了过来,从土墙上挖的洞里爬进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早已忘了饥寒与伤痛,她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涌进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从楼上拖了下去。这时,敌人才看清,和他们相持一整天,消耗了他们这么多兵力的对手并不是红九军军部,而是一群孩子和妇女!敌人大骂上当了。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经周恩来营救才返回延安。

第二年春天,王定国和剧社其他成员又被押解到张掖敌三○○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即使身陷囹圄,英勇的红军战士也从未忘记为理想与自由而斗争。在张掖敌旅司令部,王定国发现,有不少西路军被俘同志被强迫在机关内当兵,还有的在电台和参谋处工作。经过多次接触,王定国取得秘密党支部的信任,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重返革命队伍。然而,河西走廊地区被马家军严密控制着,这么多失散的同志怎样才能回到革命队伍呢?”王定国说,那时大家的心情真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传教士医生高金城来到张掖,开设了一所福音医院,为我党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掩护。

接着,高金城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出王定国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秘密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王定国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年9月,在秘密党支部的帮助下,王定国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

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王定国见到谢觉哉,发现自己认识他。原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胡子”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觉哉远远地招呼她,接过羊毛衣反复看着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王定国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可以御寒。

这时,谢觉哉也认出了这个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1937年10月,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在同志们的热心张罗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王定国与谢觉哉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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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老红军,著名社会活动家,系“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秘书等职,系全国五、六、七届政协委员,担任过中国干部管理学会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宣传处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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